反对直接并花大力气去讲授EPF的第二个观点是由法学院承担来讲授既不必要也不恰当。

这样原本通过人大监督，希望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安排，反而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另一方面，监督给权力滥用留下空间，使审判丧失独立性。

人大对法院监督是一项宪法权力。从此，涉诉信访就成为专指法院的概念。宋心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博士后。综上所述，人大常委会对涉诉信访案件的监督，可能产生两种负面结果：一方面，监督流于形式，却增加了法官的实际工作量。同时，人大常委会也应当关注互动平台的构建，改善监督的方式，使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拥有平等对话的机会，促进矛盾的化解。

可以说，人大常委会掌握着担任审判员以上职务法官的任命权。直到1995年，国务院颁行的《信访条例》才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正式界定了信访概念：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对有害行为的充满着道德意义的法律限制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这种情况在诸如产品责任和消费者保护的领域大量存在。

[2]（P164）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当然就是权利损害了道德、甚至促使社会道德崩溃。所以，霍姆斯和孙斯坦强调，权利是被建立起来对抗社会的观念是非常明显的过分简单的观念，因为权利本身就是利益，而这些利益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已经给予了特别的保护的，因为这些利益通常也涉及到‘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它们既涉及到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利益又涉及到这个社会的不同成员的公平对待。这些权利是否得到了在宪法上的保护———恰如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或者被留给了公共政策———恰如在美国那样，对于为获得福利授权而进行的财产权利的现代交换的稳定效果与得到确认的价值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换一句话说，要得到最有效的权利保护，就必须特别关注而不是忽视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即社会弱势人群的权利保护，也就是必须恰当地对待穷人。

如果没有许多类型的政府支持，较大的美国公司从来就不能够发展它们现在的财富与权力。消极权利禁止和排除政府。

[2]（P176）权利与合作的交换乃是政治理论的永恒主题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实际上就是对这一主题的理论表达。这不仅仅对于那些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获得医疗照顾的权利以及获得食物券的权利是真实的，而且对于那些获得私人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免受警察滥用权力的豁免的权利、契约自由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当然还有那些具有美国传统特征的全部华丽外观的权利也是真实的。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权利之所以需要平衡，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比该权利更大的或者更重要的利益或者价值因而必须牺牲该权利所代表的价值，而是因为权利本身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权利具有成本，权利的强制执行依靠有限的公共资金及时地投入到负责强制执行这些权利的机构当中去。[2]（P179）而正是这种交易所建立的社会合作，促进着社会的稳定，霍姆斯和孙斯坦特别以宗教自由———政府为保障公民的这种权利也需要投入大量的预算成本———为例，分析了权利如何促进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和社会信任。

[2]（P232）正是因为任何权利都毫无例外地具有预算成本，都必然需要作为社会整体集体性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公共资源的投入，而且，任何权利，无论是宪法性的权利还是福利性权利，也都是最终为了或者最终有利于作为社会整体的集体性目标的实现的，所以，权利和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或者都不仅仅是私人性的东西，而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公共物品。作为由国家来创造和维系的以限制或者救济其受到的伤害的能力，根据定义，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种权利，乃是‘法律之子。几年前，在为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网站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撰写主题辞的时候，出于对权利的执着，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权利神圣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为权利而呐喊是我们永恒的责任。他们说，这里有一个一般的教训：当私人的和公共的机构踌躇和个人没有负责任地去履行他们的义务的时候，权利常常出现。

现在的美国人认为，那真是一个显赫的观念：做凡是他们有权利做的一切事情———在拒绝工作的时候还收到薪水，随便使用毒品，酗酒，性滥交，以及有婚外私生子。……《权利的成本》的最大优点在于那种高度发展了的常识。

[2]（P205）他们认为，在美国，社会契约能够得到维持，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即所有的有影响的经济、种族、宗教团体相信，他们在被尊重和大体公正地被对待，或者至少，他们也因为他们的合作、协作与自我克制而获得明显的回报。在一种让步的交易中，得到政府授予和公民接受的权利甚至可能直接地被认为是议价。

《杰哈德对美国的世界》（Jihadvs．McWorld）的作者、拉特格斯大学的本雅明·R·巴伯（BenjaminR．Barber）教授认为，霍姆斯和孙斯坦重建了对自由的保护与强有力的民主政府之间的关键连接，他们也特别突出了私人权利的基本的公共特性。他们典型地论证说，人身自由是能够简单地通过限制政府对行动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干涉就得到安全保障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相关的权利有助于确保对于许多人优先于在目前个人声称的那些善。美国公民愿意承担由他们的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所施加的那些并非琐屑的负担，部分地是因为这些政府用多多少少是公平的方式来分配得到人们珍视的那些全部公共物品比如消防与可强制执行的权利。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和头脑清醒的努力。但美国纳税人最终为这场大火所付出的花费，包括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花费，初步估计在110万美元，也可能已经达到290万美元。

霍姆斯和孙斯坦指出：那些希望获得自己的空间的美国人称赞免于公共干涉的豁免权利，据说那些希望获得很好的照料的美国人寻求着获得公共援助的权利。美国的福利权利与福利计划招致大量批评也大体上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人们担心福利性权利和福利计划鼓励了人们对于集体或者说政府的依赖，这对公民人格和民主制度都是具有腐蚀性的。

[2]（P197）于是，权利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包容策略，而财产权利和福利权利也都表达了把不同处境之中的公民整合进一个共同的社会之中的各种努力。霍姆斯和孙斯坦认为，在美国，财产权利的强制执行部分地是由所有者和政府之间的一种相互受益的纳税换取保护的交换来维持的。

作为以强化个人的和集体的福利为目标的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所有的法律权利，包括宪法性权利，都预示着有关如何把那些给定的稀缺资源最有效率地输送给变化着的问题与在身边的机会的政治决定（可能有所不同）。若果如此，那么，一种既不同于理想主义的权利思维路径，又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权利思维路径的现实主义的权利思维路径的提出和论证，可能也就是《权利的成本》的全部学术理论贡献之所在了。

边沁说，财产权与法律同生共死。当许多权利在美国宪法之中出现的时候，认为这些权利的特殊内容就是被雕刻在宪法这个花岗岩石之中的乃是一个错误。正因为权利是有成本的，平均来看，如果公民并没有足够负责任地缴纳他们的税收，以及公共官员在总体上没有负责任地为了公共目的而使用这些收取上来的收入而是为了私人发财致富把它们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那么，权利从来就不能够得到保护或者得到强制执行。而该书也正是力图改变上述权利的理论与实践思维痼疾的一部力作。

[2]（P22）但《权利的成本》所关注的乃是权利的预算成本，也就是权利的公共成本。但严格说来，全球范围（我们中国尤甚）的学术理论界都几乎总是把权利的可欲性（desirable）问题置于权利的学术理论思考与探究的核心，而始终在有意无意地边缘化或者消减权利的可行性（practicable）问题。

尤其是在发生战争等社会紧急事件的情况下，权利的社会整合功能就更为突出。但这种观点和主张明显存在逻辑缺陷。

一个自由的法律制度不仅仅意味着保护和维护财产权，它也界定并因此而创造着财产权。它也把我们不经意地带进了道德理论的核心，带进了分配性的平等和分配性的正义的那些问题之中。

尽管人们都同意权利代表着某种利益，但权利肯定是不同于利益的。一条是理想主义的权利思维路径，即把权利与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相联，以权利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和可欲性为权利自我证成的充分理由。没有有效的政府，美国公民就将不能按照他们所通常乐意的方式享用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也的确只会享受到很少甚至根本就享受不到他们的由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三）权利的现实主义思维路径选择。

但问题是，如果人们没有同时认识到这种法律本身也是合法的话，一般公民是不会去遵守法律的。前者要求捆住公共官员的手脚，而后者要求他们的正面干预。

这是作为一种合作性风险的中心的自由社会观念内在意含的一部分。更为类似的个人的获得保护免受政府不当干预的权利的真实情况也是这样的。

在1950年代，根据类似的传说，美国人享有更少的权利，更少地强调了他们的个人自由，并（可以推定地附随着）最认真地对待了他们对自己和对其他人两方面的责任。权利总是要求或者暗示着一种财政性的平衡。